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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些语句之所以容易理解，正是因为存在与价值本来和合为一，我们通过意而象的过程，使得存在彰显自己，而有了价值的定向，这时候的意象本身，就把存在与价值的意涵同时彰显出来。

经学具有述而不作的特点，经书的诠释传统源远流长。第一类包括八部新疏，继续沿用旧疏之注。

当然新疏并非尽善尽美，也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。结语除了《礼记》，十三经中其余各经皆有新疏，民国时期属意于《礼记》新疏者颇有其人。而在第二类中，孙星衍《尚书今古文注疏》兼疏今古，刘文淇《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》广蒐旧注，王先谦《诗三家义集疏》并存三家，各就所辑古注进行疏解，疏与注的矛盾也没有凸显。19 （清）邵晋涵：《尔雅正义》，第1080、1084、1086页。44 （清）惠士奇：《礼说》卷九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101册，台北：商务印书馆，1986年，第558页。

新疏衡量取舍注文则有重要标准，这就是时代之早晚以及古义之存亡，其中隐含的逻辑，是以汉儒去古未远，师法家法渊源有自，故其训诂切近经文本旨。根据义疏之作的体式特点，应当是通释经文和注文，疏解经注的训诂字义，阐发经注的内在意蕴。自惠栋而下，作者多有直接或间接联系，以家族、地域、师承、交游为纽带，构成一个先后相承、错综交织的学者群体网络。

朱筠敦崇实学，提倡《说文》，建言开四库全书馆，当世学者奉之为泰山北斗。13 （清）陈立：《句溪杂著》卷六，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632册，第412页。经学具有述而不作的特点，经书的诠释传统源远流长。第一类包括八部新疏，继续沿用旧疏之注。

当然新疏并非尽善尽美，也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。结语除了《礼记》，十三经中其余各经皆有新疏，民国时期属意于《礼记》新疏者颇有其人。

而在第二类中，孙星衍《尚书今古文注疏》兼疏今古，刘文淇《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》广蒐旧注，王先谦《诗三家义集疏》并存三家，各就所辑古注进行疏解，疏与注的矛盾也没有凸显。19 （清）邵晋涵：《尔雅正义》，第1080、1084、1086页。44 （清）惠士奇：《礼说》卷九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101册，台北：商务印书馆，1986年，第558页。新疏衡量取舍注文则有重要标准，这就是时代之早晚以及古义之存亡，其中隐含的逻辑，是以汉儒去古未远，师法家法渊源有自，故其训诂切近经文本旨。

根据义疏之作的体式特点，应当是通释经文和注文，疏解经注的训诂字义，阐发经注的内在意蕴。这两类新疏对旧疏体例的突破，主要体现在兼综博采，不再专守一家之说。从诠释体例来看，清人诸经新疏最显著的特色，就是对疏不破注的突破和超越。22 （清）阮元：《惠半农先生礼说序》，《揅经室集》一集卷一一，第239-240页。

34 （清）段玉裁：《戴东原先生年谱》，《戴震文集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0年，第249-250页。【53】自焦循之后，如胡培翚、刘宝楠、孙诒让诸家新疏，皆能突破疏不破注之例，在其自序或凡例中都有明确表述。

【28】还有董增龄为韦昭《国语解》作疏，撰成《国语正义》。他们的学术主张和撰著新疏的举动，无疑具有积极影响和示范效应，肯定会推动和助长这种学术风气。

刘宝楠、陈立皆撰著成书，刘文淇也有未完之稿。27 （清）胡培系：《绩溪金紫胡氏所著书目》卷二，清光绪十年（1884）胡氏世泽楼刊本。如今人吴静安先生赓续刘文淇之作，撰成《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续》，刘氏四世未竟之业终得完成。江声撰著《尚书集注音疏》，深受其师惠栋影响。与此大略同时，湖广总督张之洞亦有集刊国朝经疏之议。【19】参证邵氏《孟子疏》伪而陋，今亦再为之【20】之语，以及阮元所言：《孟子疏》因到京后，见邵二云先生有此作，已将脱稿，是以元为之辍笔。

其中最具开创之处，是明确宣称于赵氏之说或有所疑，不惜驳破以相规正。其中惠栋治经崇尚汉学，不满王弼《周易注》扫象言理，志在恢复汉《易》传统，其书主发挥汉儒之学，以荀爽、虞翻为主，而参以郑玄、宋咸、干宝诸家之说，融会其意，自为注而自疏之【38】。

唐初孔颖达等奉诏纂修《五经正义》，贾公彦撰《周礼疏》《仪礼疏》，加之徐彦《公羊疏》、杨士勋《穀梁疏》，以及宋代所撰《论语》《孝经》《孟子》《尔雅》四经疏，后来汇刻为《十三经注疏》，这是汉唐注疏体系的文献结集。焦氏则撰成《孟子正义》，于《周易》虽未成新疏，但有《周易补疏》及《易通释》《易图略》《易章句》等著作。

但何晏去汉未远，郭璞所取亦非一家，其中多存汉儒旧注古义。新疏是清代经学研究的结晶，内容上具有集大成的特点，在《十三经注疏》、四书五经之后，构成又一个颇具特色的经典诠释体系，对于后世的经学研究和经典传承，具有重要价值和深远意义。

可见此风气已不限于十三经，还延及《大戴礼记》《说文解字》《国语》等经典。据周名辉《十三经新疏商榷》记载，湘阴郭复初立三、浏阳刘腴深善泽，有新疏《戴记》之约，而王国维发愤为殷礼征文以助之。明初编纂的《四书大全》《五经大全》，以及清初康雍乾三朝出现的御纂钦定诸经，皆属于此体系内的文献结集，可以称作四书五经体系。60 吴静安：《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续》，长春：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5年。

《清儒学案》指出，乾嘉经学之盛，达官耆宿提倡之力为多【17】。在此背景之下，经说的汇集与整合成为重要趋势，撰作新疏的潮流应运而兴。

在文献取材方面，最显著的特点是广采博收，全面吸收前人经说，熔铸荟萃时人成果。21（清）刘师培：《左盦题跋·跋阮芸台答友人书三通》，《刘申叔先生遗书》，民国二十五年（1936）宁武南氏铅印本。

32 （清）钱大昕：《臧玉林经义杂识序》，《潜研堂集》文集卷二四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9年，第391页。宋代程朱理学兴起，摆落汉唐，独研义理，对经书原典多有新注，后世学者又加以解说疏证，逐渐形成新的诠释体系，自南宋至清初占据主流。

胡培系还有《大戴礼记笺证》，是其倾尽毕生心力的著作，虽未见存世流传，但据自序可知，其体例也仿效《仪礼正义》，是以卢辩注为基础，系统校勘并通释经注，充分荟萃近人成果，体式性质属于义疏。【21】则是早在焦循之先，邵氏已著《孟子》新疏，其书或即《孟子述义》。孙诒让追溯群经义疏的发展源流，以为兴盛于六朝，集成于唐代，南宋以后旷然中绝，至清朝鸿达之儒复理兹学，诸经新疏更迭而出【10】。58 周名辉：《十三经新疏商榷》，《孔学》1944年第2期。

将这种体例特点概括为疏不破注，应当始于乾嘉时期。39 廖平：凡例，《穀梁古义疏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12年，第6-8页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，疏不破注只是唐宋旧疏大致遵循的诠释体例和解经原则，有其特殊的历史语境和前提条件。乃相要各执一经，别为之正义，以贯串今古异同，搜网百善，萃为宗都，破孔、贾之藩篱，突徐、杨之门户。

从学术史的发展脉络来看，这种传统其实并未断绝，在当代仍有传承和延续。51 刘瑾辉：《〈孟子正义〉：新疏家模范作品》，《扬州大学学报》（人文社科版）2006年第3期。